高岗五虎将之首张秀山：至死也没等来一个说法
张秀山于1930年参加革命，与刘志丹共同创建了西北红军，经历了长期的革命战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共产党东北局第二书记、东北军区副政委，东北局仅次于高岗。
“高饶事件”发生后，他被任命为高岗领导的“五虎将军”，并立即被降级为辽宁省盘山农场副厂长。
围绕着“高饶事件”和张秀山的起起落落，外界很难知道背后的真相。2011年初，记者采访了张秀山之女张元生，希望通过她的家庭故事更多地了解张秀山人生的起起伏不定，揭开“高饶事件”的神秘面纱。
张秀山
当我父亲在舞台上的时候，我还在上小学，住在校园里。我周六晚上回家，周日晚上回到学校。我只是觉得我爸爸很忙，我们在东北局的时候很少见到他。
我父亲后来回忆说，1953年9月10日，中央召开了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我父亲当时是东北局二等秘书，负责组织工作。因此，在会议前三天，即9月7日晚，东北局组织部部长郭峰给我父亲打了电话。当时，我父亲刚刚做了痔疮手术，卧床不起。我父亲特别嘱咐郭峰：“东北地区有68个重点工程在建，任务艰巨。我们的重点是干部。如果我们想检查和报告我们的工作，我们必须在东北地区谨慎，不要讲话尖锐，多听取其他地区的意见
在这次组织工作会议上，东北局组织部部长郭峰和东北局各省的一些组织部部长前往北京参加。我父亲原本不想参加，但中央政府多次征求他的意见。刘少奇甚至发了一封电报，主要希望我父亲能参加这次组织工作会议，并要求他在10月8日前到达北京。
他不停地说，你在党组织工作了很多年，所以你必须对组织工作提出你的意见。当我父亲听说毛主席征求他的意见时，他认真考虑了一下，然后给安子文写了一封信，给出了五个意见。
9月底，我父亲把写给安子文的信转发给在北京开会的郭峰，并嘱咐他：“让高刚先看一看，再转发给安子文。”高刚读完信后，以为都是关于一些大问题，说不要提，所以这封信没有转发给安子文。
10月2日晚，毛主席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听取了陈云同志的报告，决定10月10日召开全国紧急粮食会议。父亲急忙赶往北京。
抵达北京后，我父亲去组织了一次工作会议，与安子文讨论了他的几点意见。当时，我父亲也对饶树石说：“我的意见已经转达给同安部长了，我是来参加粮食会议的，还得赶回分配工作，所以不会在会上发言
10月13日晚，组织工作会议领导小组召开会议，讨论在第十四次会议上发言的问题。主持会议的刘少奇请父亲发言，饶树石决定亲自通知父亲。
当晚7时许，饶树石到车站对父亲说：“少奇同志还请你来，就你对中央组织工作的意见发表讲话，会议领导小组也安排好了。”。
13日，是全国粮食工作会议的最后一天。晚上，毛主席同出席会议的各地区负责同志举行了会议。会后，毛主席问他的父亲：“我听说你要在组织会议上发言，你要谈什么
父亲报告了安子文和刘少奇请他讲话的情况，以及他和安子文已经讨论过的事情。毛听后没有发表任何不同意见。
爸爸问董事长，这些意见可以在组织工作会议上提出吗？
董事长说：“我支持你的意见。你可以去谈谈，但有些问题是属于少奇同志的。你可以先和少奇同志谈谈。少奇同志会自我批评的
但直到开会前，我父亲才见到刘少奇。
10月14日下午，在一次会议上，少奇同志坐在他父亲的右边，安子文坐在他的左边。父亲讲话的主要内容是：
1、 1950年前后，中央组织部在党员是否可以被剥削这一重要原则上摇摆不定。
1950年1月，安子文同志在谈到党员用人问题时说：“随着党员生产的发展，应该允许用人。”他还说：“不允许剥削和允许剥削并不矛盾。不允许剥削的抽象原则是正确的，但今天的实际情况需要允许。今天，剥削总比不剥削好。”“每个人（包括党员）都应该有单独用人的自由。”在谈到党员雇佣员工时，他说：“党员不做的，群众不敢做。”“现在我们应该让农民尽可能地发展成为富农。”
这实际上是在引导党员发展成为富裕的农民和资本家，而忽视或低估了组织的重要性。非常热衷于发展资本主义经济，但非常漠视发展社会主义和半社会主义经济。这是一种右翼意识形态。这种右翼意识形态，如果发生在山谷游击战中，也不是什么大问题。然而，在国家胜利之后，继续按照这种意识形态发展是非常危险的。
2、 党的无产阶级性质这个根本问题，也被中央组织部动摇了。
1950年1月，安子文同志向访问苏联的代表团作了报告，讨论了我们党的组成问题。他说：“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加起来占三分之二，所以我们党是无产阶级和半无产者的党。”这模糊了党的性质，混淆了党员的组成。
3、 中央组织部在检查和执行二中全会决议方面不够严格。
4、 对于一些曾经离开党、退出党或在革命关键时刻起义，但在革命高峰期回到党的人来说，中央级机关和各地区某些高级机关对这些人的任命没有得到认真处理。在发展党员的指示中，剥削者入党没有一扇紧闭的大门。
5、 我认为安子文同志的思想方法也有不足之处。安子文同志对新事物接受缓慢，党内是非不清，即马克思列宁主义和非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界限不清，甚至颠倒了。对某些问题的认识仍然停留在延安整风运动和七代时期，带有右翼思想，表现为内部是非之分不清，外敌与我们之间无法区分，敌我之间界限模糊。
演讲结束后，在小会议室休息时，少奇对父亲说：“你在会上讨论的一些问题不是安子文说的，而是我自己的错误。在以后的适当会议上，我会进行自我批评。”安子文还说：“秀山同志的问题基本上是正确的
1954年，“高饶事件”发生后，这一说法成为他父亲“有预谋地与高饶合作开展反党活动”的证据和罪行，给他终身戴上了枷锁。
去另一个城市度假已经成为一种“反党勾结”
到1952年，我父亲已经在中国东北工作了7年。此时，东北工作逐步步入正轨，朝鲜战争基本结束。这时，我父亲希望有机会去度假。
夏天，我父亲借此机会带着正在学习的刘志丹的女儿刘丽珍和住在我家的谢子昌的儿子谢少明回到我们西北的家乡参观。
我还看到了刘志丹的父亲，他们谈到了与刘志丹一起发动革命的经历。他们聊得越多，就越亲密，所以他们在家吃羊肉和荞麦面。
我父亲还带刘丽珍和谢少明参观了陕甘根据地和红26军革命旧址，向他们讲述了当时的战斗经历。
在离开陕西之前，王恩茂碰巧要去新疆工作，他的父亲陪他去了新疆。王震陪同父亲游览了乌鲁木齐、伊宁等地。
后来，我父亲去了中国中南部和东部。在上海，柯庆时陪同父亲参观了一些单位。我爸爸说：“还是华东地区商业发达，人民教育水平高，这正是东北地区的薄弱环节
我见到了陶竺同志和广东四野的许多南方干部。主要是关于老同志之间的友谊。
出乎意料的是，在“高饶事件”之后，这个假期因我父亲在各地的“反党”活动而成为犯罪。
高岗企图自杀，周总理请张秀山陪同。1954年2月，七届四中全会后，中央书记处召开了高级干部座谈会。座谈会第三天下午，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专职委员安志文和高岗书记赵家良来到会场，向周总理汇报了高岗抢劫自杀未遂事件。
周总理在听取详细汇报后说：“高岗自杀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为了防止他再次自杀，我们还需要做好他的工作
总理对他的父亲说：“秀山同志，去做一些高层工作，留在他身边。这是中央政府托付给你的政治任务。你必须稳定他的情绪
高山
我父亲从1930年认识高刚，当时他参与了陕北的一场“军事运动”（即躲在国民党军队里，等待发动叛乱的合适机会——编者按）。后来，直到陕甘基地建立，两人共同工作了20多年，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他们没有禁忌，什么都聊。
解放后在东北局工作时，高刚掌握着一切权力，只听父亲的话。时任东北局副秘书长马洪说：“谁敢在东北局跟高岗打成一片？只有张秀山
傍晚，我父亲和其他几个同志来到了高岗的住处。高岗看见他们冲过来，说：请坐，请坐然而，没有人注意他，他们都很冷漠。
那天晚上，我父亲住在高刚家。座谈会期间，我父亲上午参加了会议，下午去高岗家上班。
在谈话中，父亲指出高岗过去许多反对刘少奇等同志的言论，他都不承认，只说自己辜负了毛主席的信任，在“有薄无林”名单问题上，犯了严重错误，没有听主席“到此为止，不准扩散”的话，没有考虑“扩散”后果，跟一些人讲了，这是最大错误。
高岗说，我对毛主席、对党是忠心的，从来没有过反对毛主席的一丝念头。还说，“我与刘少奇不是个人之间的问题，是工作上的意见分歧。”高岗还说，他是过不了刘少奇这一关的。
父亲和高岗之间的具体谈话，都跟周总理作了汇报。每次同高岗谈话，赵家梁都在场。后来赵家梁回忆，父亲和高岗都住在二楼，高岗房间在东边，父亲住在西边的客房，半夜三更，大家都睡觉了，高岗就跑到父亲的房间来，进门也不说话，往那一坐，父亲不说话，高岗也不说话，呆一会儿，也不说什么，起身就走。
半年后，高岗吞服了大量安眠药自杀。后来，父亲听说，高岗是从报纸上看到，在全国人大代表的名单中，东北局和东北各省、市主要负责人的名字都没有了。他向看管他的人说，以后见到这些人时，请代我向他们表示歉意，是我连累了他们。
父亲曾经说，高岗开始一再给主席写汇报材料，主席都没有见他，汇报不上去，几次要见，主席说不要来了，他就是想见主席，可是主席不见他。
毛泽东得知高岗自杀后说：“高岗的问题处理得不好。高岗不自杀，即使不能在中央工作，还可以在地方上安排嘛。”
在盘锦农场的日子
七届四中全会以后，根据中央书记处的部署，东北局召开了东北地区高干会议。这次会议，父亲便开始“挨整”。会议开始，父亲还是大会领导小组的成员，后来就只有检查了。
1954年4月24日，父亲受到撤职处理，由原来行政4级降为8级，下放到盘山农场当副场长。
我们家兄弟姐妹8个，当时我和两个哥哥在沈阳育才学校念书，我大哥在实验中学上学。我下面还有2个弟弟、2个妹妹在幼儿园。父亲这一级别的领导，在沈阳住独门独院的房子，那房子是原英国理事馆。受处分之后，组织上又给安排另一处房子。我们家就从原来比较大的房子搬走，父亲跟母亲交代：“搬走的时候只能拿生活用品、床和吃饭桌子、凳子这些东西，什么沙发、地毯这些东西都不许带。”
我记得，在搬家之前，妈妈带着我上街给力贞姐买被子、床单等生活用品。在父亲离开沈阳之前，我父母给力贞姐办了一个风风光光、热热闹闹的婚礼。婚礼那天从外面请来了厨师，做的是西餐，请了很多人在家里吃饭，我们跟着高兴。
回想起来，父亲是在被打成“反党集团”成员、即将下放农村的情况下，喜气洋洋的把刘志丹女儿的婚事给办了，那需要多大的胸怀啊！
1954年的冬天，父亲穿上母亲买的棉袄棉裤，一个人先去了农场。第二年开春，母亲看到父亲住着一间泥坯房，在大食堂吃饭，身体不很好。母亲决定带着小弟弟和奶奶先过去，让父亲有一个温暖的家。
父亲遭难之后，子女和亲属也受了牵连。从延安就一直在我们家长大的叔伯姐姐，本来是留苏预备生，被取消了留苏资格，分到农学院去上学。
还有一个叔伯哥哥人大毕业后在国家计委工作，在我父亲出事以后，他被国家计委派去支援西藏，回来以后，就长期不给分配工作。等了快一年才被分配到甘肃省工作。
我二哥同班同学，几乎都上了哈军工或其他军事院校，因为父亲的问题，他就不能上军事院校。
搬到盘锦农场之后，生活条件跟沈阳自然是没法比了。条件很艰苦，尤其是没有什么蔬菜，冬天就是大葱。但是父亲没有消沉，他一旦投入工作，心情就很好。
暑假我们回家，他就带我们到地里看水稻长势；过年了，他带我们到老乡家的碾子上碾米，一家人坐在一起吃年夜饭——陕北老家热腾腾的油糕。他的豁达影响着我们全家，我们家里没有悲观情绪。
周总理认为东北局高干会没有开好。1955年夏天，周总理叫王震来看看我父亲的情况。在锦州火车站的站台上，王震老远看见父亲就喊：“秀山！秀山！”见面后，王震把父亲请进车厢。到了沈阳，王震硬要父亲住在自己的房间，于是便在王震的房间里加了一张床，两个人吃住在一起。
父亲对王震讲了东北局高干会上的情况，他说：“因为我和高岗一起工作时间长，把我打成反党集团成员可以，把张明远、赵德尊、郭峰、马洪打进去，实在是说不过去啊！张明远是冀东的老同志，跟高岗在历史上没有什么联系；马洪年轻有才，负责起草一些文件；赵德尊和郭峰是从原来的省委书记调到东北局当个部长，是平调嘛。郭峰刚调来不到一年，赵德尊也就是一年，怎么能变成高岗死党、反党成员呢？”
王震回到北京，把父亲的情况向总理作了汇报。周总理向毛主席做了反映。不久，毛主席批示中组部，每月给父亲120元生活补助费。
后来，我大哥视网膜脱落，在沈阳做手术。父亲不放心，就让母亲带大哥到北京去找习仲勋，习仲勋立刻找了一个特别好的眼科大夫，给大哥做了手术。
我现在想，那些老战友，心里都知道父亲的冤屈，他们知道父亲是什么样的人，所以只要父亲开口，他们都尽力帮忙。
造反派要父亲一起“造反”
1959年，父亲已在盘锦农场待了5年，4个弟弟妹妹都在农场，没法上学，父亲觉得不该因为自己影响孩子的教育。另外，孩子们经常在水渠里游泳，农场一位副场长的儿子游泳淹死了，这个事情对父母刺激挺大。最终父亲提出“调回沈阳工作”，省里把父亲安排在沈阳农学院，但不能进入党委，只是管基建。
“文革”爆发后，造反派主要是针对院长、书记、教授开刀，所以父亲开始没事。造反派听说父亲是由于反对刘少奇才下来的，所以开始时对他挺客气，好几派的造反派都到家里来做工作，叫父亲参加他们的队伍，父亲说：“要说造反，30多年前我就造反了，但那是造国民党反动派的反。我是共产党员，我不能造共产党的反。”
好景不长，北京成立了高饶问题联络站，派人下来，指示说还有一个“大老虎”张秀山在这儿呢！于是，父亲被抓到农学院不能再回家，我们天天给他送饭。我每次去看父亲，他情绪稳定，送的饭都全部吃光。
后来，父亲被造反派从农学院抓到东北工学院了。家里又天天去送饭，父亲和当时东北局的一些领导都关在一块儿，有好多领导都是愁眉苦脸的。
我记得第一次是妹妹去送饭，她回来告诉我们：“看我爸还行，送的饭吃得可香了，都吃完了。”父亲毕竟经过一些大风浪。
在东北工学院关押期间，造反派拿着四方的床腿打他，父亲戴的一块手表，表蒙子都被打碎了。造反派让他承认自己是反革命，父亲死都不承认。
那次打得很厉害，父亲从后背到腰一大块地方，整个是大脓包，全是淤血，不能躺着。造反派不让父亲住院，那么大面积的淤血怎么办呢？农学院的医生，拿着大针管往外抽。每天抽一管子，把脓血一点一点抽出来，慢慢吸收。
我们院一个副书记、一个组织部长都挨打受不了，自杀了。我们很担心，给在长春的叔叔打电话，让来劝父亲。
父亲问：“你干什么来了？是不是你们怕我出什么事儿？我什么风浪都经过，1935年肃反比这打得还厉害，你们放心，我不会走上那条路。”
造反派从张秀山那里什么也没得到。后来张秀山随沈阳农学院四处迁徙，以“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直到“文革”结束。
父亲是坚强的，从未想过自杀。他相信党，相信自己的问题一定会得到解决。1979年，中央给重新安排了他的工作，任国家农委副主任，后来又做了中顾委员。但遗憾的是，父亲1996年逝世，在有生之年，没有看到对他1954年遭受不公正对待的说法。但看到人民的生活一天天好起来，他晚年感到很欣慰。